蒙药学主要学什么（附蒙医药的发展历史）

蒙医药不仅是传统医药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蒙古族文化中的瑰宝，其历史地位显着，同时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蒙医药等

蒙医药是蒙古族民间在漫长的医疗用药过程中不断地对用药经验进行总结与升级，从而形成了以寒热理论为主要内容的蒙医药基础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吸收与整合了中医药学，藏医药学及古印度医药学的传统医药学的理论与经验，逐渐形成了以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得天独厚的药物资源，科学合理的炮制工艺及自成一体的用药方法为主要内容的蒙药学科体系。 蒙药学在中华民族传统医药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蒙古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传统蒙医药渊源

药食同源等。 任何一个民族传统医药在发生和发展历史初期都大同小异。 蒙古族谚语中就有“病之源头食不消，药之源头百煎水”，这是前人总结原始时代以食治消化道疾患的经验及医药起源而形成的。

蒙医药的发展，与蒙古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方式，科学文化发展等都有密切的联系。

13世纪前，蒙古族祖先在积累适应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活方式的卫生保健习俗与经验的同时，还创造出许多颇有特色的饮食，药物，外治及其他疗法。 从历史资料上看，蒙古人和他们的先人，起码早在二干年前便已具有药物知识。 拉施特（波斯人）所著《史集》中曾记载成吉思汗之前生活于鄂毕河中上游林中的“兀刺速惕，贴良古惕及客思之迷。这些部族对蒙古药剂耳熟能详，并以用蒙古办法治疗疾病有方而着称于世”的历史事实。 普兰﹒迦儿宾所著《蒙古史》、《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中关于叶密立城“林中百姓”传说中“鞑靼人若冒着生命危险对其进行袭击，用箭将其射伤，则后者只须将一把草放于伤口处，便全速疾奔而去”。古代蒙古人受伤时，习惯用一种草敷在伤口上，这表明他们对于身边草药运用得比较娴熟，在实践中也积累了很多治病经验。

蒙古族历史文学名著《蒙古秘史》收录了大量药用植物的命名。 书中有首颂扬成吉思汗之母诃额仑女士的颂歌，讲述了铁木真年幼时因生活窘迫，其母常带子女挖野菜以充饥寒。 在短短的20多行诗歌中，杜梨，桧木，红蒿，地榆，狗舌、山韭，野葱等10多个药材名称均为可食药用植物，说明蒙古族祖先对药用植物已累积了大量知识。 古代蒙药材还有个特点就是善于使用动物药，它和蒙古族以狩猎和畜牧业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分不开。 13世纪以前蒙古族祖先已能识别牛黄而将其用作药材。 除此，野猪粪，狐狸肺，狼胃，熊胆，麝香，秃鹫粪，蝙蝠肉，鹿茸，鹿角等均为珍贵的蒙药材。

形成传统蒙医药

从13世纪到16世纪末，为传统蒙医药的形成期。医疗实践急需理论指导，长期累积的经验孕育了理论雏形。具有自发辩证法与唯物论色彩的东西越来越多地出现于蒙古族社会意识形态之中，例如13世纪甚至更早地出现于蒙古族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中，并初步发展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方面思想，因而越来越完整地发展出一种天然形成的辩证法哲学观。古代蒙古人把日月，火水，天地，父母，热寒，昼夜等都视为事物对立的双方，而且他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哲学观为当时在寒热理论指导下发展蒙古传统医药创造了颇为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由于佛教传入，“四大元素”学说这一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对蒙医药理论起到推动作用。寒热理论就是将多种疾病本质属性划分为寒和热两类，运用“寒者热之”和“热者寒之”这一基本思想，将药，外治，食等疗法相应划分为寒与热两个大类，从而产生了以寒治热和以热治寒这一理论性观念。这一寒热对立统一理论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完善与发展，并成为古代蒙医药临床的总纲。

寒热理论既为传统蒙医临床诊疗提供了理论依据，又为蒙药提供了理论指导。将蒙药根据其属性划分为寒性与热性两大类型，构成蒙药理论研究的雏形。伴随着中医学，阿输吠陀医学，阿拉伯医学和藏医学等学科的引进，药学领域中“五元”理论开始被吸收，并推动了蒙药理论研究的深入。基于这一寒热理论，逐渐形成了以“六味，八性，十七能”为核心思想的较完整体系还未形成蒙药理论。随着药物交易不断发展和外域药物不断涌入，药物品种不断增加，极大的丰富了蒙药学研究内容。

元代蒙古族营养学家忽思慧于1330年编著的《饮膳正要》一书，在继承前代在本草学方面食疗成就的基础上，吸收蒙古族民间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对各类药膳（尤其是牛羊肉及其乳制品）的性味和滋补作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既凸显了蒙医在饮食疗法上的特色，又体现出当时蒙古族对药用动植物认识的高度。旱獭广泛分布于蒙古草原，蒙古语称塔喇不花。蒙医较早将旱獭的肉，骨骼，尿瘢作为用药。《饮膳正要》中记载：“塔喇不花味甘无毒，主治野鸡瘘疮、煮食悦目。北方人掘之以食之，虽肥美、煮之不油腻、汤味不鲜美、难克、微动气”。书中还对它的捕捉方法作了描述。在《饮膳正要》中，蒙古地区的常用动物及其衍生药材亦有详细说明。例如羊的头部，肉质，肾脏，心脏，胆，以及马，驴，骆驼之类家畜，狐，狼，虎，豹，熊，獾之类野兽，鹿，野马，野骆驼，野猪之类草食动物，其全部药用部分都具有性味及作用等等。

早在14世纪蒙医就能生产膏剂。沙棘有止咳化痰作用，《饮膳正要》中称其为“赤赤哈纳”,蒙古语”沙棘“之名音译，并解释说：“以银质或石器熬成膏状。”这既可以表明蒙医较早生产膏剂，也有特制的银器，石器及十分考究的生产方法。

元代在全国各民族的文化交往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全国各地兄弟民族医药交流积极，也有东南亚，阿拉伯及欧洲外来医药输入，兴办医院，行医售药，特别是医疗机构及管理法规渐趋完善。大都与上设“回回药物院”。随着药物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外域药物输入量大，当时蒙古族医师对多种药物进行识别并加以应用，客观上在蒙药材种类上有所增加。

近现代蒙医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16世纪后期，伴随着蒙古族经济、社会、文化的进步，尤其是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广泛流传，古印度医学、藏医学等著作也被介绍到蒙古地区并先后被译成蒙古文。

其中，《医经八支》，《八支注释》，《医理精华》，《月光明经》是古印度医学经典，《四部医典》是藏医学著作，对蒙医药理论体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藏医学经典《四部医典》作者宇陀·元丹贡布（708—833），大约撰于公元8世纪。本书是以藏族传统医药为基础，汲取古印度医药理论，经验及汉族中医，北方民族医药中某些理论与经验的经典之作。《四部医典》在理论化，系统化上为蒙医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四部医典》传至蒙古地区后，又有《兰塔布》《蓝琉璃》等藏医药著作传世，对蒙医药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蒙医学家从蒙古地区实际情况出发，以传统蒙医药理论和经验为基础，汲取古印度医学、藏医学理论精髓，著书立说、建构蒙医药理论体系，这是现代蒙医药学发展的标志。

《认药白晶鉴》、《识药学》和《蒙药正典》被称为蒙药学的三大经典。也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蒙药材品种不断地丰富，其采集，炮制，炮制，储藏，制剂等技术自成系统，在临床用药上独树一帜，逐渐形成了以鲜明民族特点与地域特点为特色的现代蒙药学，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

建国后党的民族政策及中医（民族医）政策推动蒙医药事业快速发展。内蒙古广大农村牧区及其他省、市蒙古族自治区域内，蒙医医院的普遍设立，使得蒙医药在医疗保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广大蒙医药工作者对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疑难病的预防和治疗均有较大的建树。内蒙古自治区一些盟市相继成立了许多蒙医药科研机构，这些机构在医史文献，基础理论，蒙药方剂和临床诊疗研究中取得显著成绩。广大蒙医药工作者在广泛收集各地区蒙药方剂、普查本地区各地区蒙药资源、进行蒙药栽培种植、加强科研。创办了一家现代化的蒙药制药企业。

近年来蒙医药在现代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对蒙药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全面地梳理。蒙药的炮制方法守正有新，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与规范。蒙药化学，蒙药分析化学研究某些蒙药化学成分和主要有效成份。蒙药药理学的确立、蒙医疾病模型的开发、蒙药药理机制的探索。蒙医方剂的配伍规律的研究，剂型的改革，新药的开发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药品鉴定，质量监控的检测手段与技术越来越完善。“互联网+”,”大数据挖掘技术”在蒙药领域的运用正在兴起。建设了一套完整的蒙医药教育体系并培养出一大批蒙医药新型人才，使得蒙医药学发展继往开来。在我国推行“健康中国”战略的大背景下，蒙医药优势会进一步凸显，势必对人类健康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